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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

  • [道德, 政治, 哲学, 美学, 社会, 宗教,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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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年04月21日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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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日瓦戈医生 - 第 1 节 99

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 20859字 2020.02.06 13:52

度木一样罢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另外的事。我们应该事先约定今后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处置自己,为的是彼此不要因对方的行为而脸红,不会由于对方而感到羞愧。”

“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这正是需要谈一谈的。好吧,听我跟你说。大概你还记得冬天有一个大风雪的夜晚,你带回来印着第一批法令的号外传单。也还该记得,当时我们对它是有一种多么罕见的无保留的态度。这是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不过,这类事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计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所以,我还能对你说什么?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是和我们对立的。人们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同意这种破坏,却对我表示了信任,因此即使我的行为举止是出于不得已,我也有责任这样做下去。

“东尼娜问了几次,我们会不会误了种菜园的季节,会不会错过播种的时机。怎么回答她呢?我不了解当地的土质。气候条件又是什么样的?夏季太短,究竟能不能种熟什么?

“是这样,不过我们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当真是为了种菜园?甚至连‘跑七俄里去喝一口粥’这句俗话都不完全适用,因为遗憾的是此地有三四千俄里之遥。不行,坦率地说,我们如此长途跋涉完全是有另外的目的。我们到这里来是应付当前情况的权宜之计,要想方设法把外祖父一辈留下的森林、机器和用具彻底抛弃。我们来不是为了恢复它的所有权,而是为了靠几个戈比谋生,所以才把千百万卢布公有化,并且一定要过当前这种莫名其妙的乱糟糟的生活。这似乎就像让人光着屁股去赛跑,或者强迫忘掉已经识的字那样悻于清理。不对,私有制在俄国已经寿终正寝,至于我们个人,也就是格罗梅科一家,早在上一代就和敛财的欲望分了手。”

由于闷热和空气木新鲜,简直无法入睡。医生满头大汗,在湿滚滚的枕头上翻过来、侧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从铺位上下来,为了不惊醒别人。悄悄地拉开了车门。

粘乎乎的潮湿空气迎面扑来,仿佛在地窖里撞上了蜘蛛网。“有雾,”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下雾就肯定是火辣辣的热天气。怪不得喘气都这么困难,心里也像压了块重东西似的。”

下到路基上以前,医生在门边站了一会儿,听听周围的动静。除了悄无声息和雾气以外,列车仿佛还被一种空旷、废弃和被遗忘了的气氛包围着。因为列车停在一条最偏僻的线路上,在它和车站站房之间还隔着那么多轨道,就是站台那边天坍地陷,在列车上什么也不会知道。

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两种声音。

后面,也就是他们来的那个方面,听到的是均匀的噗噗的响声,仿佛是有人在漂洗衣服,又像是风吹动一面潮湿的旗子扑打到旗杆上似的。

前面传来的是隐约的隆隆声,经历过战争的医生听了不禁打了个冷战,于是就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远射程火炮。”医生听到这种均匀平稳地滚过的低闷的隆隆响声,下了判断。

“原来是这样。靠近前线了。”医生心里这么盘算着,摇了摇头,然后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往前走了几步。过了两节车厢,列车就中断了。机车带着前边的几节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难怪昨天他们显得什么都不怕的样子,”医生在想,“大概已经感觉出一到地方就要立刻上战场。”

他打算绕过车尾,再越过线路找一条到车站去的路。

在车厢拐角后面,一个持抢的哨兵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眼前。

“到哪儿去?通行证!”

“这儿是什么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带着家眷,坐的是这趟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那证件骗不了人。黑糊糊的我才不看哪,别伤了我眼睛。这么大的雾,你没看见。一里地以外就能看出来,你没有证件,也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医生。你们那帮医生正在那边使唤着十二时的家伙哪。真应该正经地敲你一顿,不过还没到时候。趁着还有条命,快回去。”.

“大概是把我当成另外的什么人了。”医生认定是这样。和哨兵吵一架毫无意义。不错,最好是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医生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他身后的炮声停止了,那个方向是东边。雾中升起了太阳,不时从浮动的昏漾雾气的间隙露出头,仿佛在浴室的水汽当中偶尔闪过光着身子的人影。

医生顺着列车的一节节车厢走着,到了尽头还继续向前。他的两脚一步步越来越深地踩在疏松的沙地上。

噗噗的声音均匀地越来越近,地势随之平缓下降。又走了几步以后,医生在一个由于雾气而显得轮廓很大的不清晰的物体面前停了下来。再走前一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在昏暗中看出迎面是拖到岸上来的几条船的船尾。他是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水面的涟调缓慢无力地拍打着渔船的船舷和岸边栈桥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闲逛的?”岸上另一个哨兵发问。

“这是什么河?”经过方才那场遭遇,医生本来不想再打听什么,可是禁不住又脱口而出。

哨兵并不回答,却把哨子放到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吹响。他本想吹哨叫来的先前那个哨兵,原来一直尾随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后面,现在就径直走到同伴身边。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这回没什么可说的。是个送上门来的家伙。‘这儿是什么站,那儿是什么河?’真能打马虎眼。你说,是索性让他下去洗个澡,还是回车上去?”

“我想还是送他回车上去。看看首长怎么说。身份证!”后一个哨兵大声呵斥,一把抓起医生交过去的证件捏成一团。

“看住他,老乡。”不清楚他是向谁这么说了一句,然后就和头一个哨兵一起朝线路另一侧的车站走去。

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躺在沙地上的像是打渔的人咳了几声,起身走了过来:

“你算有运气,他们等的就是你。我的好人,说不定你有救了。也不用责怪他们。这是任务。如今是人民的天下,往后日子也许会好起来。现在可还不能这么说。看得出,他们认错了人。他们一直在等着捉一个什么人。这回一想,准是你。心里大概还盘算着,就是他,工人政权的敌人,这下可抓到了。其实是错了。你呀,一定要提出见负责人。别让这些人摆布你,在他们来说,算不了一回事。要是让你跟他们走,可别答应。你就说,一定要见负责人。”

从这个渔民口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知道了他面前这条河就是有名的雷尼瓦河,可以通航;离河不远的车站叫拉兹维利耶,是尤里亚金市郊的一个靠水吃水的小工业区。他还了解到,坐落在上游两三俄里处的尤里亚金,一直抗拒着白党的进攻,现在好像已经挺住了。渔民还对他说,拉兹维利耶的局势也一度发生过混乱,目前似乎控制住了,周围这一带这么安静,因为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了,外面设了一圈严格的警戒线。最后他还打听到,线路上停着的一列列火车上设了不少军事单位,其中有一列就是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利尼科夫的,他们拿了医生的证件就是送到这列车上。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另一个哨兵。和前两位不同的是,他拖着步枪,枪托蹭到地面,有时候又斜抱在身前,像是扶着一个跌跌撞撞、烂醉如泥的伙伴似的。这个哨兵把医生带到军事委员的车上。

和警卫说明了准许放行之后,哨兵领着医生登上一条里面蒙了一层皮革的过道。过道连结着两节有客厅的瞬望车。两个人刚一进去,车厢里原来有人说笑和走动的声音立刻停止了。

穿过狭窄的过道,哨兵把医生领进中间一节很宽敞的车厢里。这儿很安静,一切都井然有序。几个衣着整洁的人正在这节干净、舒适的车厢里工作。这位短时期内就在全州赢得荣誉并以威严出名的非党军事专家,他的指挥兼起居的地方居然是这个样子,和医生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

不过,他主要的活动地点肯定不在这儿,大概是在接近火线的前方司令部,此地只是他的私人办公室,是个流动宿营地。

因此,这里才这么安静,很像海滨热水浴室的一条供休息用的走廊,地面铺了软木和小块地毯,服务人员穿上软底便鞋,走路悄无声息。

车厢中部原先是餐室,现在铺了地毯,有几张桌子,成了一个收发文件的地方。

“马上就好。”坐在最靠门口的一位青年军人应了一声。后来,桌子后面坐着的几个人都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个医生丢在脑后,就都不再去注意他。答话的那个军人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示意哨兵可以走了,后者就拖着步枪,让枪托在过道的金属横梁上碰得咋咋响地出去了。

医生在门口远远地就看到了自己的证件。证件被放在最里边一张桌子的边上,坐在桌后的是个年纪比较大、像是;日军队里上校模样的军人。这是个军事统计员。他一边用鼻子低声哼着,一边翻阅资料,看看军用地图,然后比比划划地剪贴着什么。过后,他依次把车厢的每一扇窗都看了一遍,就说:“今天要热起来啦。”仿佛从每一个窗口得出的印象不完全一样,只有都看过一遍才能下这个结论似的。

在几张桌子中间的地毯上,一个穿军装的技术员爬来爬去地在修理一条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个年轻军人桌子下面的时候,那人就站起身来,免得碍事。旁边一个穿着男式战地保护色上衣的女文书,正吃力地对付一架坏了的打字机。打字机的滚筒在一例出了槽,卡在支架上移动不了。那人年轻军人站到她坐的凳子后边,从上面帮她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技术员这时也爬到打字员这边,从下面检查打字机的传动曲柄。上校模样的军官也起身走了过来,所有的人都在对付这架打字机。

这个情况倒让医生放了心。因为这几个人对他的处境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很难设想他们会在一个肯定要遭殃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还能如此专心致志地处理这种琐事。

“不过也难说,谁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又这么想。“他们怎么会这么平静?附近炮声不断,每时每刻都有人丧命,他们却估计今天的天气要热,想的根本不是会有激烈的战斗。大概是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对不论什么事情都变得迟钝了吧?”

由于无事可做,他就从自己站立的地方穿过整个车厢望着对面的一个窗口。

列车这一侧的前方是许多条铁路线的最后一段,看得见坐落在小山上的拉兹维利耶城郊的这个同名的大车站。

从铁路到车站有条未经油饰的木结构的天桥,中间有三处转弯的小平台。

从列车的这边看过去,线路上已经成了一片废机车的堆弃场。那些样子像茶杯和皮靴筒的没有煤水车的老式蒸汽机车,烟筒对着烟筒停在一堆堆破损的车厢当中。

下面这片机车坟场和山上城郊的墓地,连同线路上那些七扭八歪的金属物件和市郊一片片生锈的屋顶、招牌,汇合成一种荒芜颓败的景观,在清晨的阳光下受着煎熬。

在莫斯科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想不到那许许多多的招牌会遮住很体面的房屋的外表。这里的招牌却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地的招牌尺寸很大,从火车上能看清上面的字。它们低悬在倾斜的单层房屋的窗前,矮小的房子遮在下面让人看不到,仿佛乡下孩子的头上扣着父亲的帽子。

这时,雾已经完全消失了,只有远方东边天际的左侧还留下一丝痕迹。就连这一部分也开始像剧场的帷幕一样移动着分开了。

离拉兹维利耶三俄里远、比城郊地势更高的山上,露出一座不小的城市,规模像是区的中心或者省会。阳光给它涂了一层淡黄色,因为距离远,所以轮廓看上去不很分明。整个城市阶梯式地一层层排列在高地上,很像廉价木版画上的阿丰山或是隐僧修道院,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间还有一座尖顶的教堂。

“尤里亚金!”医生激动地猜到了。“这是死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说到的地方,安季波娃护士也总要提到它!对这个城市我听到的真是太多了,如今却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初次见到它!”

就在这一刻,低头摆弄打字机的那几个军人的注意力被窗外的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他们都朝那边扭过头去。医生的视线也跟着转到那个方向。

天桥上,几个被俘的或被捕的人被带着走过,其中有个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在什么地方已经给他包扎过,可是从纱布下面还渗出血来,他就用手掌抹到被太阳晒黑了的、流着汗的脸上。

这个学生在这一行人末尾,走在两名红军士兵中间,引人注目的不只是他那漂亮的脸上流露出的坚决神态,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反叛分子惹人生出的怜悯。他和他身边跟随的那两个人,不断以自己的荒唐的行动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做不应该做的动作。

那个头缠纱布的学生戴的一项制帽,总是往下掉。他不但不把帽子摘下拿到手里,反而不顾对伤口有害,往下戴得更紧,两位红军士兵也心甘情愿地帮他这么做。

这种一反正常人想法的愚蠢举动,似乎有某种象征的意思。就算是这里头有什么文章,医生还是禁不住想要跑出去拦住这学生,准备告诫他注意的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他还情不自禁地要向这学生和车里所有的人高喊一声,让他们知道,求得拯救并非一定要恪守形式,而是应该摆脱形式的束缚。

医生的目光移向另一边。刚刚健步走进来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经站在车厢当中。

在医生偶然结识的无数人物当中,为什么迄今为止还不曾见到像他这样一个显得突出的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竟然各不相干?竟然没有相识的机缘?

不知为什么他立刻就意识到,这个人正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他可以说是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必然带有典范性。包括他那匀称的身材,漂亮的头型,坚定敏捷的步伐和套上高筒靴的两条长腿;就是已经沾了泥污的皮靴在他脚上也显得干净得体;还有身穿的那件灰呢制服,尽管可能是揉皱了的,但给人的印象仍是十分平整。

一个人天资很高,自然不矫揉造作,随遇而安并且在任何处境下都具有征服力,就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此人肯定具有某种天赋,但不一定是出类拔革的。这种天赋表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一种榜样,于是大家就有一个学习的典范。他可以是历史上的英雄,可以是战场上或城市动乱中的风云人物,或者是最受人民尊崇的权威,也许是走在前列的一个同志。总之,非此即彼。

出于礼貌,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个局外人在场会让他感到奇怪或拘束的意思,相反,倒像是把医生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说:

“祝贺各位。我们把他们赶跑了。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他们的指挥官曾经是我的朋友。他出身要比我更加无产阶级化。我和他是在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在生活中他为我做了不少事,我对他是欠了债的。把他赶到河对岸去了,也可能更远一些,这我很高兴。古里扬,赶快恢复电话联络。只靠信件和电报可不行。天气真热,各位注意到了没有?我总算睡了一个半小时。啊,对了……”他两手一拍,转向了医生。这时他才想起来为什么把他喊醒。是为了一桩什么小事,因此才扣押了眼前站着的这个人。

“是这个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从头到脚用审视的眼光看着医生,心里在想。“根本不像。这些傻瓜!”他微笑着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

“对不起,同志。把您误认为另一个人了。我的哨兵搞错了。您自由啦。这位同志的证件在哪儿?好,这是您的证件。原谅我不客气,想顺便看看。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来自莫斯科……

还是请您到我那里坐一下吧。这儿是秘书处,我的车厢在旁边。请吧,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不过,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奇怪,一个鲜为人知的非党人士能被提拔担任这样的职务而且居然能胜任。他出生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在外省教书,战争开始木久就被俘了很长一段时期,不久以前还渺无音信,一度被认为已经牺牲了。

童年时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在进步的铁路工人季韦尔辛家里长大的。是季韦尔辛保举了他。管人事的那些人对他很信任。在局势混乱和偏激观点最盛行的时期,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革命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落于人后,但他突出表现的是真诚与狂热,但他的狂热并非出于模仿,而是个人的生活所孕育的,是独立自主的,非偶然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确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

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工作记录中就包括在乌斯特汉姆金斯克和下开尔密斯发动的战役,还有古巴索夫的农民武装反抗粮食征收队的暴乱和大熊洼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食的事件。经他处理的问题,还有土尔卡图拉市的拉辛派士兵武装倒戈投靠白卫军,以及奇尔金河口码头发生的武装暴乱、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员被杀等几件事。

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雪一样及时赶到,判断局势,作出决定,迅速、严酷、毫不手软地解决了问题。

在整个边区,他的列车所到之处,士兵大批逃亡的现象就会被制止。对征兵机构的监察很快就使工作面貌一新。红军的兵员补充进展得很顺利,新兵接待站也是热火朝天。

不久前,就在白党分子从北边压过来而造成有威胁的局面的时候,又给他肩上增加了新的担子,既有直接的军事行动,又有战略性、战役性的任务。只要他一插手,就立见成效。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知道,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枪决专家”。他对此淡然处之,他是无所畏惧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生在莫斯科,是个工人的儿子。父亲参加过一九O五年的革命并因此而遭了殃。当时他由于年龄小而置身革命运动之外,后来在大学读书,因为是贫家子弟进了高等学府,对学习就更加重视和勤奋。富裕的大学生们的骚动并未触及他。他带着丰富的知识走出校门,以后又靠自己努力在原有历史、语文专业的基础上钻研了数学。

按照法令,他可以免服军役,但自愿上了战场,以准尉的军阶被俘,后来知道俄国发生了革命,就在一九一七年逃回了祖国。

有两个特点、两样激情使他不同于常人。

他的思路异常清晰和正确,天赋的追求高洁品德和正义的气质也是少有的,而且感情奔放,知恩必报。

但是作为一个开创新路的有学识的人来说,他还缺少应付偶尔情况的思考力,还不善于利用意料之外的新发现去改变不会有结果的原来的完整设想。

此外,为了办些好事,他的原则性还缺少内在的非原则性,只了解个别与局部,不懂得还有普遍与一般,他心胸博大就在于肯做琐碎小事。

从幼年时代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向往着崇高、光辉的事业。他把生活看成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大家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但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比赛规则。

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他根本意识不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对,把治世之道简单化了。他长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内心深处,后来就开始喜欢让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与败坏了生活的种种恶势力之间充当仲裁,目的在于捍卫生活并为它进行报复。

失望使他变得越来越严酷。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装。

“日瓦戈,日瓦戈。”他们来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车里以后,他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好像是商人,或许是贵族。啊,这里写的是从莫斯科到瓦雷金诺。奇怪,从莫斯科一下子突然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去。”

“正是为了这个。想找个安静的去处。偏远,不为人知。”

“清说说,这是怎么个道理。瓦雷金诺?这里的许多地方我都熟悉。那里从前是克吕格尔家的工厂。也许您是他的亲属?继承人?”

“您干吗用这种讽刺的口气?这和‘继承人’有什么关系?不错,我妻子的确是……”

“您看,我说对了。是不是想念白党啦?那我可要让您失望。晚啦,全区都把他们清除了。”

“您是不是还想挖苦人?”

“不是这个意思,医生。我是个军人,现在是战争时期。这直接关系到我的职责。现在逃兵也都想到森林里躲起来。找个安静的地方,有什么理由?”

“我两次负伤,完全免除服兵役了。”

“您能不能拿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或者保健人民委员部签署的意见,说明您是‘苏维埃的人’,是‘同情革命人土’和‘奉公守法者’?现在人间正在进行最后的审判,慈悲的先生,您也许是启示录中带剑的使者和生翼的野兽,而并非真正同情革命和奉公守法的医生。不过我方才说过,您已经自由了,我决不食言,但是就这一次。我预感到将来我们还会见面的,那时候就要另当别论,您要注意。”

威吓和挑衅并没有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困扰。他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一切想法。从您那方面来说,这完全正确。但是,您打算把我扯进争论中去的话题,在一生当中我心里始终同想象中的指控人在进行争论,而且可以认为,这已经有了结论。不过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如果我确实自由了,现在请允许我不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要是相反,就请您处置吧。我不想在您面前为自己辩解。”

一阵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恢复了。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听筒,朝里边吹了几口气以后说。“好伙计,请派个人来送一送日瓦戈同志。免得再出什么问题。请给我接通拉兹维利耶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

只剩下一个人以后,斯特列利尼科夫打通了车站的电话:

“那边带来一个男孩子,帽子戴到耳朵上,头上缠了绷带,真木像话。对,需要的话给他提供医疗。对,要注意保护,你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他要吃饭,就发一份口粮,是这样。喂,我还有话要说。见鬼,又插进来一个人。古里扬!古里扬!电话串线了。”

“可能是我教过的学生。”他心里想,暂时放下了要和车站把话讲完的打算。“长成人了,就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利尼科夫盘算着自己教书、参战和当战俘的年数是不是和这孩子的年龄对得上。然后,他通过车厢的窗口在看得到的地平线的背景上寻找河道上游的尤里亚金城门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曾经有他的家。也许妻子和女儿还在那儿?那可应该去找她叫现在立刻就去!不过这是可以想象的吗?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将来会有这一天的,会有的。不过,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

(张秉衡译)

第四章

火车把日瓦戈一家载到这个地方后,仍停留在车站的倒车线上,不过被别的列车挡住,使人觉得整个行程中同莫斯科保持的联系在这个早晨中断了。

这里的居民比居住在首都的人更互相了解。虽然尤里亚金至拉兹维利耶铁道两旁的人都已被轰走,被红军部队封锁起来,但当地郊区的旅客不知怎的还能钻到铁轨上来,仿佛人们所说的“漏了进来”。他们已经拥进车厢,挤满取暖货车的门口,沿着列车在铁轨上走着,有的站在自己车厢入口处的路基上。

这些人彼此都认识,隔老远便打招呼,走到跟前互相问候。他们的穿戴和言谈与首都的居民有点不同,吃的也不一样,习惯也不同。

真想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吸收的都是什么样的精神营养和物质营养,怎么样同困难作斗争,又怎么样逃避法律的制裁?

答案很快就会以最生动的方式出现了。

医生在那个把步枪拖在地上或当手杖一样拄着的哨兵的陪同下,返回自己的列车。

天气闷热,太阳烤着铁轨和车厢顶。地上洒了汽油而变得污黑的地方,在太阳光下泛着黄光,仿佛镀了一层金似的。

哨兵的枪托子在沙土地上划了一道沟,在沙地上留下了痕迹,碰到枕木上发出砰的一声。哨兵说道:

“天气不会再变化了。到了播种春麦、燕麦、黍子的黄金季节。播种养麦还嫌早点。我们那里要到阿库林娜节才种养麦吧。我们是唐波夫省的马尔山人,木是本地人。唉,医生同志!要不是这祸害人的内战,世界上的不和,我干吗这季节还在他乡消磨时间?它使我们阶级之间闹得不和,你瞧,它干的是什么呀!”

“谢谢,我自己上得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谢绝了别人的帮助。不少人从取暖货车里弯下腰,伸手拉他上车。他双手攀着车门拔起身子,登上车厢,同妻子拥抱在一起。

“到底上来啦。谢天谢地,终于没事儿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反复说。“其实,幸运的结局对我们早木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怎么不是新鲜事儿?”

“我们全都知道了。”

“从哪儿知道的?”

“哨兵报告的。要是我们一点不知道,又如何受得了?尽管如此,我和爸爸都快急疯了。你瞧,他睡着了,叫都叫不醒,激动得倒下了,像一捆木柴似的,谁也推木醒。又上来了几个新旅客,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两个。可你先听听周围都在说什么吧。全车厢都在祝贺你脱险。这就是他!”她突然转换话题,转过头去,从肩膀上把丈夫介绍给一个刚挤上车的旅客,他被周围的人挤到车厢的最里边。

“桑杰维亚托夫。”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一项软帽从拥挤在一起的人头上举起来,报名的人想穿过挤成一团的人丛,挤到医生这边来。

“桑杰维亚托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时想道。“我还以为他会带点旧俄罗斯风味,壮士歌风味,一脸大胡子,穿着腰里带把的外衣,系着镶有金属装饰品的皮带。可他却像艺术爱好者协会里的人,留着髦发,头发里露出银丝,还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怎么样,斯特列利尼科夫没吓着您吧?您跟我说实话。”

“没有,怎么会吓着呢?说话很严肃。无疑是位有魄力有分量的人物。”

“那还用说。我对这位人物略知一二。他不是我们这地方的人,是你们莫斯科人。像我们所有最新流行的东西一样,都是从你们首都传过来的。我们自己的脑袋瓜想不出这些玩艺儿。”

“这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尤罗奇卡!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听说过你,也听说过你爸爸,认识我外祖父,什么人都认识。你们认识一下吧。”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毫无表情地随口问道:“您大概认识当地的女教师安季波娃吧?”桑杰维亚托夫回答时脸上也没有表情:“您提安季波娃干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了他们俩的对话,但没搭腔。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接着说下去: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当心点,尤罗奇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可得多个心眼。”

“真的?我可从来没想到。看样子还很有点演员的派头呢。”

“我父亲开过旅店。有七辆三套马车在外面拉脚。可我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个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你听听,尤罗奇卡,安菲姆·叶菲莫维奇都跟我说了什么吧。顺便说一句,可不是想惹您生气,您的名字和父称可真拗口。好啦,尤罗奇卡,你就听我对你说吧。我们算走运了。尤里亚金站不放我们通行。城里起了火,桥炸断了,无法通过。让我们转到与这条铁路相连的另一条路线的支线上,而我们要去的托尔法纳亚正在那条路线上。你说巧不巧!不必转车,也不必提着东西穿过城市,从这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可是在火车真正开动之前,一会儿叫我们到这边,一会儿又叫我们到那边,真把我们折腾坏了。我们还要转好几次车。这都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告诉我的。”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估计错。火车除了重新挂车厢外,还加了新车厢,在挤满列车的轨道上倒来倒去,同时别的列车也在移动,使他们这趟列车半天也无法开到辽阔的原野上去。

远处的城市有一半被山坡遮住。只有屋顶、工厂烟囱的顶端、钟楼的十字架偶尔显露在地平线上。郊区有个地方起火了。浓烟被风刮起,像马鬃似的飘过天空。

医生和桑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尽靠边的地板上,两条腿垂在车门外。桑杰维亚托夫一只手指着远方,不停地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解释什么。取暖货车发出的轰隆声有时盖过说话声,他说的话便听不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便再问一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凑近医生,直对着他的耳朵拼命喊叫,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他们把‘巨人’电影院点着了。主官生盘踞在那里。可是他们早就投降了。要不就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您瞧钟楼上的黑点。那是我们的人正在清除捷克人呢。”

“我什么都看不见。您怎么都能看清楚呢?”

“着火的是霍赫里基区,作坊区。旁边就是柯洛杰耶夫市场区。所以我才注意它。我们的旅店就在市场区。火势不大,蔓延不到市中心去。”

“您再说一遍,我听不清。”

“我是说,城市中心。有大教堂啦,图书馆啦。我们桑杰维亚托夫家族,这是圣·多纳托的俄文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懂。”

“我是说,桑杰维亚托夫是圣·多纳托的译音。我们据说是杰米多夫家族的后裔。圣·多纳托·杰米多夫公爵。也许纯粹是胡说人道,是家庭传说罢了。这块地方叫作下斯皮尔金。到处是别墅和游乐场所。地名怪不怪?”

辽阔的原野展现在他们眼前。铁路支线从各个不同方向把原野切断。电线杆飞快地向后退去,退到天边。宽阔婉蜒的铺石公路像一条飘带,与铁轨媲美。它忽而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忽而又在转弯的地方变成起伏的弧形,一连几分钟呈现在你眼前,接着又消失不见了。

“我们的公路是出名的,横贯整个西伯利亚。受到苦役犯的赞扬。现在是游击队的据点。总的说来,我们这儿还算可以,住长了就会习惯的。您会喜欢城里的新奇事儿的。比如我们的公用供水所,每个交叉口都有。这是妇女们的冬季露天俱乐部。”

“我们不打算住在城里。我们想住在瓦雷金诺。”

“我知道。您的妻子告诉过我了。住哪儿都一样。您还要进城办事儿呢。我一眼就看出她是谁来了。眼睛、鼻子、额头都跟克吕格尔一模一样,跟外祖父像极了。这个地区的人都记得克吕格尔。”

原野尽头的几座高大的砖砌圆型油库泛着红光。竖立的高柱子上钉着工业广告。其中有一幅同样的竟两次从医生眼前闪过,上面写的是:

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本来是一家很像样的公司。出产精良的农业工具。”

“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说的是公司。明白吗——公司。出产农业工具。股份公司呀。家父曾经是股东。”

“可您刚才说他开旅店。”

“旅店是旅店。互不妨碍嘛。他可不是傻瓜,知道把钱投入赚钱的企业。‘巨人’电影院里也有他的股份。”

“您好像以此为荣?”

“以家父的精明为荣?那还用说!”

“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呢?”

“得了吧,这于他们什么事?什么地方说过,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的人就一定是个流口水的窝囊废?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解释现实的学说,研究历史情况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木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每个人只留心在实验上检查自己,而全力宣扬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的当权者又背离了真理。政治不能告诉我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对真理无动于衷的人。”

桑杰维亚托夫把医生的话当成一个说话刻薄的怪人的奇谈怪论。他只笑了笑,没有反驳他。

这时火车又倒车了。每当火车开到出站道岔上的时候,宽腰带上系着盛牛奶的铁桶的女扳道员,倒了倒手里的毛线活,弯下腰,扳动出站道岔的圆盘,让火车倒回去。当火车慢慢向后滚去时,她便直起腰来,冲着火车后面挥拳头。

桑杰维亚托夫还以为她朝自己挥拳头呢。“她这是对谁呢?”他忖量着。“有点面熟。不是通采娃吧?有点像她。可是我又怎么得罪她了?未必是她。要是格拉莎又太老了。可这又于我什么事儿?俄罗斯母亲正在发生大变革,铁路上发生混乱,她这个可怜虫生活困难,就认为是我的错儿,就向我挥拳头。见她的鬼去吧,还值得为她伤脑筋呀!”

女扳道员终于挥了挥小旗,又对司机喊了句什么话,便放列车通过信号旗,驶向旷野,但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从她身旁飞驶过去的时候,她对几个坐在车厢地板上嚼舌头嚼得让她讨厌的人吐了吐舌头。桑杰维亚托夫又陷入了沉思。

燃烧着的城市的郊区、圆柱型的蓄油槽、电线杆和商业广告都消失在远方,眼前出现了另外一番景色:小树林、山冈以及其间显露出的境蜒的公路。这时,桑杰维亚托夫说道:

“站起来舒展舒展腿脚吧。我快要下车了。您也就剩一站地了。当心点别坐过站。”

“这一带您当真很熟吗?”

“熟到家了,方圆一百俄里都熟悉。我是个律师啊,开业二十年了,因公务到处跑。”

“直到现在?”

“可不是嘛。”

“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业务?”

“您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没有办妥的旧契约,财贸业务,没有还清的债务——堆成山,多得不得了。”

“难道这类活动还没废止?”

“名义上当然废止了。可实际上同时还是有互相排斥的事物。既要企业国有化,燃料也要归市苏维埃,省国民经济委员会还需要兽力牵引的交通工具。同时所有人都渴望生活。这是理论与实践尚未结合起来的过渡时期的特点。所以,需要具有我这样性格并善于经营的机灵的人。得意的是那些不跟他们走,抓住大把钱就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可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有时也得挨嘴巴。半个省的人现在都得靠我供养。我还要到你们那儿去串门,办理木材供应的事。到你们那儿去非骑马不可,可我的马腿瘸了。要是它好好的,我干吗坐这破车挨颠。您瞧走得这个馒劲,还叫火车呢。您要到瓦雷金诺去的话,准能用得上我。我对米库利钦一家人了如指掌。”

“您知道我们旅行的目的和我们的打算吗?”

“多少知道点,猜得出来。有个概念。人对土地的某种向往,用双手养活自己的理想。”

“那又怎么样?您好像不赞成?您看行吗?”

“理想大天真,太田园式了。干吗要上那儿去呢?愿上帝帮助您。可我不相信。有点乌托邦味道,太手工业方式了。”

“米库利钦会怎么对待我们呢?”

“不让你们进门,拿鸡毛掸子把你们赶出去,并且做得对。他那儿没有你们也够乱的了,怪事多得不得了,工厂停了工,工人跑散了,说到生计,更是一筹莫展,饲料缺乏,可是你们突然大驾光临,真是岂有此理,可恶至极。就是他把你们宰了,我也认为他无罪。”

“您瞧瞧,您是布尔什维克,可是您并不否认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

“一点不错。但这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必须通过这个阶段。”

“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怎么啦,您是小孩,还是故意装傻?您是不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这样能够长久下去吗?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呢?难道您不明白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是合法的吗?您以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吗?”

“我们说到两岔去了,就是辩论一百年也辩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但问题不在这里。再回到米库利钦身上。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

“别胡说了。首先,难道米库利钦是窗子里唯一的灯光?其次,米库利钦善良极了,善良到了犯罪的地步。他会大吵大闹一番,死也不肯答应,接着就会软下来,把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衣脱给你,同你分食面包皮。”于是,桑杰维亚托夫又讲开了。

“二十五年以前,米库利钦作为工学院的大学生,从彼得堡来到这里。他在警方的监督下被遣送出彼得堡。米库利钦来到这儿后,当了克吕格尔的管家,并结了婚。那时,我们这儿有通采娃四姐妹,比契河夫的作品里还多一个。阿格里平娜、叶夫多基哑、格拉菲拉和西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尤里亚金所有的学生都追求她们。大家通常用父称称呼这四位姑娘,或干脆管她们叫谢韦良卡小姐。米库利钦娶的就是谢韦良卡大小姐。

“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儿子。傻瓜父亲出于对自由思想的崇拜,给小男孩取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利韦里。利韦里,平时说话的时候都管他叫利夫卡。利夫卡长大了,很顽皮,但表现出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他改了出生证上的年龄,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便自愿上前线了。阿格里平娜·谢韦里诺夫娜本来就是个病秧子,没有承受住这次打击,躺倒了,就再也没起来,前年冬天死了,死在了革命前夕。

“战争结束了,和韦里回来了。他是谁?这是一位身佩三枚十字勋章的准尉英雄,自然啦,还是一个从前线派回来做宣传工作的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您听说过‘林中兄弟’吗?”

“对不起,没听说过。”

“那讲起来就没意思了。效果会失掉一半。那您从车厢里就没必要向公路张望了。它有什么出色的地方?眼下——是游击队。什么是游击队?这是内战中的骨干。两种因素创建了这支力量。取得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和战败后拒绝服从旧政权的普通士兵。这两部分人的联合便产生了打游击的队伍。它的成分五花八门。其中大多数是中农。但在同他们一道的人当中,您什么人都能碰见。这里有贫农,有免去神职的教士,有同老子作战的富农的儿子。有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没有身份证的乞丐,有被中学开除的到了结婚年龄的二流子。有受到给予自由和遣送回国的允诺诱惑的德、奥战俘。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中,有一支由列斯内赫同志,利夫卡,利韦里·阿韦尔基耶维奇,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钦的儿子所指挥的部队,叫作‘林中兄弟’。”

“您说的是什么呀?”

“就是您听见的。让我继续说下去。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在妻子死后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叫叶连娜·普罗科洛夫娜,一个直接从学校拉到教堂去结婚的中学生。她本来就天真,可还故作天真;她本来就年轻,可还打扮得更年轻。就这样子卿卿喳喳,装得天真无邪,像个小傻瓜,像只小云雀,见到谁就考谁:‘苏沃洛夫是哪一年诞生的?’——‘举出三角形相等的条件。’她要是考住了你,问得你张口结舌,就乐不可支。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亲眼看见她了,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他本人则有另外的弱点:抽烟斗,说话爱咬文嚼字儿。什么‘绝不迟疑片刻’啦,什么‘勿使’、‘鉴于’啦。他本应在海洋上施展宏图。他在学院里学的是造船。这在他的外表和习惯方面都留下了痕迹。脸刮得干干净净,烟斗整天不离嘴,说话的时候从容不迫,和蔼可亲,一个个字从牙缝里吐出来。像所有爱抽烟斗的人一样,下巴突出,灰色的眼睛显得冷漠。差点还漏了两个细节:他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并被边区选入立宪会议。”

“这可太重要了。父子互为水火,岂不成了政治敌人?”

“表面上自然如此。其实绿林好汉并不同瓦雷金诺作战。可您听我往下说。通采娃的几个妹妹,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小姨们,至今仍住在尤里亚金。她们都是没出嫁的老姑娘。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最大的叶夫多基灰·谢韦里诺夫娜当了市图书馆馆员。黝黑的女郎很可爱,羞涩到了极点,常常无缘无故涨红了脸,像芍药一样。阅览室里静得疹人,仿佛置身于坟墓中。可她得了慢性感冒,一连打二十个喷嚏,臊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您说有什么办法?神经过敏。

“老二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是姐妹当中的使使者。厉害的姑娘,神奇的女工,什么活儿都不嫌弃。大家一致认为游击队的首领列斯内赫像他这个小姨。你刚看她在缝纫作业组或者在织袜子,一眨眼又变成了理发员。您注意到了没有,尤里亚金铁路上有个女扳道员向我们挥拳头?我当时想,真想不到,派格拉菲拉看守铁路去了。不过好像又不是她,人太老了。

“最年轻的西拉菲玛——家庭的磨难和考验。她是个聪明的姑娘,读过很多书。她研究哲学,喜爱诗歌。到了革命的年代,在共同高涨的情绪、街头游行、广场上登台演说的影响下,她精神失常了,陷入宗教的狂热中。姐姐们上班去的时候把门锁上,可她从窗口跑出去,沿街挥手召集群众,宣传耶稣第二次降世,世界到了本日。可我只顾说话了,到站了,您下一站下,准备准备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火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人是命运给我们派来的。我觉得他将在我们生活中起好作用。”

“这完全可能,托汉奇卡。但令我懊恼的是你跟你外祖父太像了,人家会认出你来,而这儿的人对他记得太清楚了。就拿斯特列利尼科夫来说吧,我刚一提到瓦雷金诺,他马上不怀好意地插嘴道:‘瓦雷金诺,克吕格尔的工厂?不是亲戚吧?不是继承人吧?’

“我担心我们在这儿比在莫斯科还显眼,我们跑出来就是为了逃避别人的注意。

“现在当然已经没有法子可想了。脑袋掉了,还会哭头发吗?但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少抛头露面。总的说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醒咱们的人,收拾好东西,系紧皮带,准备下车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站在托尔法纳亚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把人和东西数了多少遍,生怕车厢里还落下什么东西。她感到脚下踩的已是被人踩结实的月台沙地,但担心坐过站的紧张心情还没过去,火车行驶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仍在耳边鸣响,虽然她眼睛明明看见火车一动不动地停在她面前的月台旁边。这妨碍她的听觉和视觉,也使她不能集中起思想来。

不下车的旅客从上面,从取暖货车上向她告别,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没有注意到火车开走,直到她看见火车开走后露出的第二条铁轨、绿色的原野和湛蓝的天空时,才发觉火车不见了。

车站是用石头建筑的。人口的两边有两条长凳。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是在托尔法纳亚车站下车的唯一旅客。他们放下行李,坐在一条长凳上。

车站的寂静、间无人踪和洁净使刚下车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周围没有人拥挤,没有人吵架了。生活仿佛处于荒僻的地方,停滞在历史的长河中,迟误了。它尚未达到首都的那种野蛮。

车站隐蔽在白禅林中。火车进站的时候,车厢里的光线变得暗淡了。微微摇曳的树顶在人们的脸和手上,在清洁的灰黄色的月台沙地上,在屋顶和地上,投下移动的阴影。林中的鸟鸣与它的清幽非常和谐。木掺杂别的音响的纯粹的鸟鸣,响彻整个儿的树林,把它联成一片,仿佛世界上除了鸟鸣便不存在其他的声音了。树林被两条道路——铁路和土路割开。它用自己向下垂着的枝叶,仿佛一双低垂到地面的广袖,把两条道路同样遮盖住了。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眼睛和耳朵突然恢复了正常。她立刻意识到了一切。比如乌的鸣哈,林中的清幽,笼罩着四周的寂静。她的心中涌出了话语:“我不敢相信我们能平安到达。你知道吗,你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在你面前可以表现得宽宏大量,放了你,但可以往这儿拍一份电报,命令一下火车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的高尚。一切都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过她说出来的却是另外的话。“多美啊!”她看到周围的迷人风景脱口说道。别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了。眼

泪使她感到窒息,她大哭起来。

听到她的哭声,车站站长,一个小老头,从屋里走出来。他小步跑到长凳跟前,很有礼貌地把手伸到红项制服帽的帽檐前,问道:

“小姐,您要不要镇静剂?车站药箱里有。”

“不要紧。谢谢。一会儿就过去了。”

“旅途上心情不好,又受了惊吧。这是常有的事儿。还有天气热得像非洲,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带是罕见的。再加上尤里亚金发生的事。”

“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从车厢里看到了火灾。”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从俄罗斯来的吧。”

“从白石城来的。”

“从莫斯科来的?那夫人神经不正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听说莫斯科全被毁了?”

“那是人们言过其实。不错,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们的男孩子。这是我们年轻的保姆纽莎。”

“您好,您好。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多少听说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从萨克玛会车站打过电话来。他说日瓦戈医生带着家眷从莫斯科来,请多加关照。您大概就是日瓦戈医生本人了?”

“不是我,日瓦龙医生是他,我的女婿,我在另一个部门,农业部门供职,我是农学家格罗梅科教授。”

“对不起,认错人了。请原谅。非常高兴认识您。”

“从您的话来看,您认识桑杰维亚托夫?”

“怎么会不认识他这位魔法师呢。我们的思主和希望。没有

他我们早蹬腿了。不错,他说要我多加关照。我说照办。答应他了。因此,如果你们需要马的话,或者需要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愿效劳。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要到瓦雷金诺去。那儿离这儿不远吗?”

“上瓦雷金诺?怪不得我怎么也猜不出您女儿像谁呢?可您上瓦雷金诺!一下子都明白了。这条路还是我们跟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呢。现在我去张罗一下,准备准备上路的东西。找个带路的人,弄辆大车。多纳特!多纳特!先把东西拿到乘客大厅的候车室里去,趁着办事的时候先在那儿歇会儿。弄得着马吗?伙计,到茶馆里跑一趟,问问能不能借匹马?仿佛早上瓦克赫还在那儿呢。问问他走了没有?告诉他把四个人拉到瓦雷金诺,什么行李都没有。快点儿。夫人,我给您一个老年人的忠告。我故意没向您打听你们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的亲戚关系多么近,但在这件事情上您可要当心。不能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自己想想吧。”

一提到瓦克赫的名字,刚下车的旅客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他们还记得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讲过的打了一副打不破的铁内脏的神话般铁匠的故事,以及当地其他的荒诞不经的传说。

替他们赶车的是一个长着一双招风耳、一头雪白的乱发的老头,拉车的是匹刚下了驹的化马。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他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是白的。新草鞋还没穿黑,而裤子和上衣由于穿的时间过久全都褪色变白了。

马驹乌黑得跟黑夜一样,像只乌鸦似的在白扎马后面跑着,迈着骨头还没长硬的小腿;它的小脑袋上长着馨曲的鬃毛,就像雕花的玩具一样。

大车经过坑洼的地方摇晃起来,坐在车边上的旅客连忙抓住车上的木柱,以免从车上滑下来。他们的心里是一片平静。他4fi的理想正在实现,越来越接近旅途的终点,晴朗美妙日子最后

的几小时,黄昏前最迷人的时刻,迟迟不肯降临。

马车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经过林口的旷野。车轮撞着树

根的时候,坐在车上的人便挤做一团,躬腰弯背,皱紧眉头,你紧

靠着我,我紧贴着你。大车经过林间空地时,由于心灵的充实而

产生了辽阔之感,仿佛有人替他们脱帽向周围致敬似的。旅客伸

直了腰,坐得松快了些,甩了甩头。

这一带是山地。山地总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模样。从远处

望去,它们像一条条雄伟傲慢的影子,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赶路的

人。玫瑰色的余晖欣慰地伴随着旅客越过田野,慰藉着他们的灵

魂,赋予他们以希望。

一切都使他们高兴,一切都使他们惊奇,而最让他们高兴和

惊奇的是这个古怪的赶车老头滔滔不绝的闲话。在他的话里,古

俄罗斯语言的痕迹,须担语言的质层,地方语言的特征,同他自

己发明的难懂的用语混杂在一起了。

马驹一落到后面,牧马便停下来等它。它便不慌不忙地、一

窜一蹦地跳过来。它那靠得很近的四条腿,迈着拙笨的步子,走

到大车的旁边,把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伸进车辕里去,唱牧马的奶

头。

“我还是不明白。”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上牙碰着书

牙,一个字一个字对丈夫喊道,担心意想不到的颠簸咬掉舌尖。

“这个瓦克赫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瓦克赫吗?还记得那些胡说八

道的事吗?他是个铁匠,有一次打架的时候肠子打断了,他又做

了一条新的。一句话,铁匠瓦克赫有条铁肠子。我明白这完全是个故事。可难道这是他的故事吗?难道这就是他本人吗?”

“当然不是。首先,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个故事,民间传说。其次,母亲说过,她听到的时候这个民间传说已有一百多年了。可你干吗大声说话?老头听见会不高兴的。”

“没关系,他听不见,耳朵背。就是听见了也不会懂——他脑子有点傻。”

“唉,费多尔·汉费德奇!”不知老头干吗用男性的名字和父称来唁喝牧马,他当然比乘客更知道它是杜马。“该死的热天!就像波斯炉子里烤着的阿拉伯子孙!快走啊,该死的畜生!我是对你说的,混蛋!”

他突然唱起了从前这儿工厂里编的民间小调:

再见吧,总账房,

再见吧,隧道与矿场。

老板的面包我吃腻了,

池子里的水已经喝干。

一只天鹅飞过岸边,

身下划开一道水波。

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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