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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

  • [道德, 政治, 哲学, 美学, 社会, 宗教, 城市]

    类型
  • 2011年04月21日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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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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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_日瓦戈医生 - 第 1 节 99

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 20319字 2020.02.06 13:52

咽,并发现峡谷后面的雪地边上有四个不比连字符号长多少的长影子。

四只狼并排站着,嘴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米库利钦住宅窗户反射出的银光降叫。它们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但当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明白它们是狼时,它们便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小步从雪地边上跑开,仿佛它们猜到了医生的心思。医生没来得及看清它们是朝哪个方向逃走的。

“倒霉的消息!”他想道,“还有这种倒霉的事儿。难道它们栖息的地方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山谷里。多可怕呀!而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就在马厩里。它们可能闻到马的气味了。”

他决定暂时什么也不对拉拉说,免得吓着她,便回到屋里,锁上大门,关上通向没生火的那一半房间的过道的门,塞好门缝,走到桌子跟前。

灯还像先前一样明亮而诱人。但他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的心平静不下来。脑子里除了狼和其他威胁人的现象外,什么也想不起来。再说他也疲倦了。这时拉拉醒了。

“你还点着灯写呢,我心中的明灯!”她用睡得有点沙哑的嗓子低声说,“到我身边来,挨着我坐一会儿。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于是他熄了灯。

第二天又像在忧郁性精神病中过去了。住宅里找到一副小雪橇。卡坚卡穿着皮袄,脸冻得通红,大声笑着,从冰堆上沿着花园里没扫过雪的小路往下滑。这个冰难是医生替她做的,他先把雪拍紧,再洒上水,于是冰堆便做成了。她带着稚气的笑容,不停地爬上冰堆,用绳子把雪橇拉上去。

天气变冷,严寒凛冽,但院子里充满阳光。雪在中午的阳光照耀下变成黄色,又在它蜂蜜般的黄色中仿佛甜蜜的沉淀物似的注入了黄昏过早降临的余晖。

昨天拉拉在屋里洗衣服洗澡,弄得屋里一股潮气。窗户上给了松软的窗花,被水蒸气熏潮的壁纸从天花板到地板挂满水珠流淌的痕迹。屋里显得昏暗、憋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水劈柴,继续察看没有察看过的角落,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一面帮助拉拉做事。拉拉从早晨起一直在忙家务,做完了一件又做一件。

他们俩的手又在干活最紧张的时候碰在了一起,一只手放在另一只举起来搬重东西的手里,那只手没触到目标便把东西放下了,一阵无法控制的、使他们头脑发昏的柔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东西又从他们手里滚落下来,他们把什么都忘了。几分钟过去了,几小时过去了,等他们猛地想起半天没管卡坚卡或者没喂马饮马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于是怀着内疚的心情急忙去干该干的活。

医生由于觉睡得不够而感到头疼。脑袋里有一种甜蜜的迷糊,像喝醉了酒似的,浑身有一种快活的虚弱。他急不可待地等待夜晚的降临,好重新恢复中断了的写作。

充满他全身的腾俄倦意替他做好了准备工作。而周围的一切都迷离恍惚,都被他的思绪笼罩住了。准备工作使一切都显得或隐或现,这正是准确地把它体现出来的前一阶段。有如杂乱的初稿,一整天无所事事的情倦,正是夜晚写作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无所事事的情倦对任何东西并非原封不动,毫无变化。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变成另一种样子。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他想在瓦雷金诺长期居住的幻想无法实现,他同拉拉分手的时刻_天天临近,他必将失掉她,随之也就失掉生活的欲望,甚至生命。痛苦吮吸着他的心。但更折磨他的还是等待夜晚的降临,把这种痛苦用文字倾吐出来的愿望,哭得任何人看了都会落泪。

他一整天都在回想的狼已经不是月光下雪地上的狼了,而是变成有关狠的主题,变成敌对力量的代表,这种敌对力量一心想要毁灭医生和拉拉,或把他们挤出瓦雷金诺。这种敌意的思想渐渐发展,到了晚上已经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仿佛在舒契玛发现了史前时代骇人怪物的踪迹,仿佛一条渴望吮吸医生的血、吞食拉拉的神话中的巨龙躺在峡谷中。

夜幕降临了。医生像昨天那样点亮了桌上的油灯。拉拉和卡坚卡比昨天还早便躺下睡觉了。

昨天写的东西分成两部分。修改过的过去所作的诗,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他新作的诗,潦草粗略地写在纸上,其中有许多逗点,字体歪斜得难以辨认。

辨认这些涂写得一塌糊涂的东西,使医生像通常那样感到失望。夜里,这些草稿片段使他激动得落泪,几段得意之作让他惊讶不已。现在,他又觉得这几段想象中的成功文字十分勉强,又让他感到伤心。

他一生都幻想写出独创的作品来,文字既流畅又含蓄,形式既新颖又通俗;他一生都幻想形成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读者和听众遇到他的作品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领悟了它们,掌握住它们的内容。他一生都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常常由于发觉自己离这种理想尚远而惶恐不安。

在昨天的草稿中,他本打算用简朴得像人们的随意闲谈、接近摇篮曲的真挚方式表现出自己那种爱情与恐惧、痛苦与勇敢的混合情绪,让它仿佛不需凭借语言而自然流出。

现在创览这些诗稿时,他发现缺乏把分散的诗篇融为一体的内容丰富的开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修改写好的诗篇时渐渐采用先前那种抒情风格记述勇敢的叶戈里的神话。他从广阔的、写起来无拘束的五音步格开始。与内容无关的、诗格本身所具有的和谐,以其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悦耳声音刺激他的神经。他抛弃了夸张的带停顿的诗格,把诗句压缩成四音步格,就像在散文中与长篇大论搏斗一样。这写起来更难了,也更吸引人了。写作进展得快多了,但仍然掺入过多的废话。他强迫自己尽量压缩诗句。在三音步格里,字显得过挤了,萎靡的最后痕迹从他笔下消失了。他清醒过来,热血沸腾,狭窄的诗行本身向他提示用什么字填充诗行。几乎难以用文字描绘出的事物开始老老实实地显现在他所提及的背景之内。他听见马在诗歌中的奔驰声,宛如肖邦的一支叙事曲中骏马溜蹄的啥啥声。常胜将军格奥尔吉在无边无际助草原上骑马奔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背后看见他渐渐变小的身影。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奋笔疾书,刚刚来得及把自己落到恰当的位置上的字句记下来。

他没注意到拉拉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子跟前。她穿着垂到脚跟的长睡衣显得苗条,比她本人高一些。当面色苍白、惊恐的拉拉站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旁时,他吓了一跳。她伸出一只手,低声问道:

“你听见了没有?一只狗在曝叫。也许是两只。唉,多可怕,多么坏的兆头!咱们好歹忍到早上就走,一定走。我多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

过了一小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劝说了她好久,她才平静下来,又睡着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出房间,走到台阶上。狼比昨天夜里离得更近,消失得也更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没来得及看清它们逃走的方向。它们挤在一起,他来不及数它们一共几只。但他觉得狠更多了。

他们在瓦雷金诺已经栖身十二天长地久了,情况同头一两天没有什么差别。在这星期的中间,消失的狼又像他们到的第二天夜里那样噙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又把它们当成狗,再次被这种坏兆头吓坏了,决定第二天早上就离开。她的精神状态一会儿平稳,一会儿慌乱,这对一个劳动妇女是很自然的。她不习惯整天倾吐柔情,过着那种无所事事、尽情享受过分荒唐的奢侈的爱情生活。

同样的情景一再重复,以致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上,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像每次一样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尤里亚金的时候,甚至可以这样想,在这儿过的一个多星期根本不曾存在过似的。

屋子里又潮湿又昏暗,这是因为天气阴沉的缘故。严寒没有前几天那么凛冽,布满乌云、阴暗低沉的天空马上就要下雪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由于一连几个晚上睡眠不够,已经感到身心憔悴,心灰意懒了。他的思绪很乱,身体虚弱,冷得发抖,缩着脖子搓两只手,在没生火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如何决定,以及自己相应地干些什么。

她的打算并不明确。现在她宁肯献出自己一半的生命,只要他们不这样自由散慢,而是服从于任何一种严格的、必须永远遵守的秩序,那时他们便能上班,便能诚实而理智地生活。

这一天同往常一样,她先铺好床,打扫房间,给医生和卡佳端早餐,然后整理行装,请医生套雪橇。离开的决定是她做出的,坚决而不可更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打算说服她改变主意。他们曾经突然消失,现在在逮捕的高潮中返回城市简直是发疯。但他们孤单单地躲在冬天可怕的荒野里,没有武器,又处于另一种可怕的威胁之中,也未必明智。

此外,医生从邻近的几家仓库中耙来的干草已经不多了,而新的干草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弄。当然,如果有可能在这儿长期居住下来的话,医生会到周围去搜寻,想办法补充草料和粮食。不过,如果只是短期地、毫无指望地在这里过几天,便不值得到各处搜寻了。于是医生什么都不再想了,出去套马。

他笨手笨脚地套马。这还是桑杰维亚托夫教给他的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忘记了他的指点。他用自己那双毫无经验的手把要做的都做了。他用包着铁皮的皮带头把马轭系在车辕上,在车辕的一侧打了个扣,并把扣拉紧,剩下的皮带在车辕头上绕了几绕,然后用一条腿顶住马腹,拉轭上松开的曲杆,然后再把其余该做的事都做完,把马牵到台阶前,控好,进去对拉拉说,可以前身了。

他发现她极度慌乱。她和卡坚卡都已穿好行装,东西都已捆好,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激动地搓着手,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一会儿,自己倒在椅子里又站起来,用悦耳的高音调断断续续地抱怨着,上句不接下句地飞快说道:

“我没有过错。我也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怎么能现在走呢?天马上要黑了。夜里我们在路上。正好在你那片可怕的树林里。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可我自己下不了决心。有什么东西阻止我走。我心里乱极了。随你的便吧。我说得不对吗?你怎么默不作声,一句话不说呢?我们糊涂了一上午,不知道把半天的工夫都浪费到什么上去了。这件事明天不会再发生,我们会谨慎小心一些,我说得不对吗?要不咱们再留一夜?明天早点起,天一亮,六七点钟的时候就动身。你说呢?你生着炉子,在这儿多写一个晚上,咱们在这儿再住一夜。唉,这多么难得,多么神奇!你怎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呀?我又做错了事,我是个多么不幸的女人啊!”

“你又夸大其词了。到黄昏还早看呢。天还很早。随你的便吧。我们留下来好啦。可你得平静点。你瞧你多激动。是啊,打开行李,脱下皮袄。你瞧,卡坚卡说她饿了。咱们吃点东西。你说得对,今天动身准备得太差,太突然。可你千万别激动,别哭。我马上生火。最好还是趁着没卸马,雪橇就在门口,我到日瓦戈旧房子的仓库里去拉点劈柴,要不我们一根劈柴也没有了。你别哭。我马上就回来。”

仓库前面的雪地上有几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几次去和转回头的时候轧出的圆形雪橇痕迹。门槛旁边的雪被他前天拉劈柴时踩脏了。

早上布满天空的云飘散了。天空变得洁净。天又冷了起来。从不同距离围绕着这些地方的大园子一直伸展到仓库跟前,似乎为了想看医生的脸一眼,向他提醒什么事。今年的积雪很深,高出仓库的门槛。它的门振仿佛低了不少,仓库就像歪斜了一样。屋檐下悬挂着一块融雪凝聚而成的冰片,像一个硕大无朋的蘑菇,像一顶帽子似的顶在医生脑袋上。就在屋顶凸出的地方,像被一把利刃戳进雪里,挂着一弯新月,沿着月牙的边散发出灰暗的黄光。

现在尽管是白天,非常明亮,但医生却有一种仿佛在很晚的时候置身于自己生命的黑暗密林中的感觉。他的灵魂中就有这样的黑暗,因此他感到悲伤。预示着分离的新月,象征着孤独的新月,几乎挂在他的眼前,低垂到他的脸旁,向他泛着黄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累得站不住了。他从仓库里往雪橇上扔劈柴,每次尽量抱少点,不像前几次那样。就连戴着手套抱粘雪上冻的木块,也冻得两手疼痛。活动加快了,但他并没暖和过来。他身体内部有什么东西停顿了,扯断了。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不幸的命运,祈祷上帝保护这位忧伤的、顺从的、纯朴的、美貌如画的女人的生命。而新月仍然悬挂在仓库上,说发光又不那么发光,说照耀又不那么照耀。

马突然转向他们来的方向,扬起头,嘶叫起来,开始时低声而胆怯,后来竟高声而自信了。

“它这是怎么啦?”医生想道。“怎么这么兴奋?绝不可能受到惊吓。马受了惊吓是不嘶叫的,真胡闹。它不会傻得闻到狼的气味就嘶叫起来给它们报信吧。瞧它是多么快活呀。看来是预感到家了,想回家了。等一下,马上就动身。”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拣了不少碎木头片和几大块从禅树上撕下来的、像靴腰子似的卷起来的禅树皮,把它们扔到码好的雪橇上,准备回去当引火柴用。他把劈柴用粗席包好,用绳子捆牢,跟在雪橇旁边,把劈柴运往米库利钦仓库。

马又嘶叫起来,回答从对面远处传来的明显的马嘶声。“这是谁的马?”医生哆咦了一下想道。“我们以为瓦雷金诺空无一人。原来我们想错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他们的客人,马嘶声来自米库利钦的庄园,他们住所的门前。他赶着雪橇绕到米库利钦庄园的杂物房,穿过遮住住宅的小山坡后面,从那儿看不见住宅前面的房子。

他不慌不忙地(他何必着急呢?)把劈柴扔进仓库,卸下马,把雪橇放在仓库里,然后把马牵进旁边冰冷的空马厩,拴在有墙角的柱子上,那儿比较背风,又从仓库里抱出几抱干草,塞进倾斜的牲口槽里。

他满腹狐疑地走回家去。台阶旁边停着一辆套好的雪橇。这是一辆农民用的非常宽的雪橇,乘坐起来很舒服,上面套着一匹喂得很肥的小黑公马。一个他不认识的小伙子,穿着漂亮的紧腰长外衣,围着马转来转去,拍拍它的两胁,看看马蹄上的距毛。马的毛色光滑,膘肥体壮,同小伙子一样。

屋里有喧哗声。他不想偷听,也听不见里面说的是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得放慢脚步,停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听出了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和卡坚卡的声音。他们大概在靠近门口的头一间屋子里。科马罗夫斯基正在同拉拉争论,从她回答的声音里可以听出;她很激动,哭了,一会儿激烈地反驳他,一会儿又赞同他的话。根据某种不明确的迹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科马罗夫斯基此刻正在谈论他,大概是说他是个不可靠的人(“脚踩两只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觉得),不知道谁对他更亲近,家庭还是拉拉,拉拉不能信赖他,因为如果信任医生,她就会两头落空,哪一个也得不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进屋子。

科马罗夫斯基果真站在头一间屋里,穿着一直拖到地的皮袄。拉拉抓着卡坚卡大衣的上端,正在给她扣领钩,可怎么也扣不上。她对女儿发火,喊叫,让她别乱动,别挣扎。可卡坚卡抱怨道:“妈妈,轻点,你要勒死我了。”他们三人都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进门,拉拉和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都争着跑过去迎接他。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啦?我们正需要你呢!”

“您好,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管上次我们互相说了不少蠢话,可您瞧,我不经邀请又来了。”

“您好,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你这半天上哪儿去了?听他说什么,赶快替自己和我作出决定吧。没有时间了。赶快决定吧。”

“咱们干吗站着?坐下吧,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怎么半天没见我,上哪儿去了?拉罗奇卡,你不是知道嘛!我去运劈柴,然后照料马。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请您坐下。”

“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到惊奇?你怎么没显出惊讶?咱们曾经懊悔过这个人走了,咱们没接受他的建议,可他现在就在你面前,而你却不感到惊讶。他带来的新消息更惊人。请您把新消息告诉他,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我不知道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指的是什么消息,我想说的是下面的几句话。我故意散布流言,说我已经走了,可我又留了几天,为了给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时间重新考虑咱们谈过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也许不会作出过于轻率的决定。”

“但不能再推迟了。现在是离开的最好时机。明天一早——还是让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自己对你说吧。”

“等一下,拉罗奇卡。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干吗不脱皮袄呢!脱掉外衣,咱们坐一会儿。谈话并不是严肃的事嘛!怎么能马上决定呢。对不起,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咱们的争吵触及灵魂中某些敏感的地方。分析这些私事既可笑又不方便。我从未考虑过跟您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的情况不同。当我们在罕见的环境中所担心的并不是一回事儿的时候,我们才醒悟到,我们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各有各的命运。我认为拉拉应当,特别是为了卡坚卡,更为认真地考虑您的计划。而她也正是不停地这样做的,一次又一次地考虑接受您的建议的可能性。”

“但条件是你必须一起走。”

“我同你一样难以想象咱们的分手,但也许要强迫自己作出牺牲。因此,根本不用谈我走的问题。”

“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先听听他说。明天清晨……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大概指的是我带来的消息,这些消息我已经告诉她了。尤里亚金的铁道线上停着正在生火的远东政府的专列。它昨天从莫斯科开来,明天又要向前开。这是我们交通部的火车。它的一半车厢是国际卧车。

“我必须乘这列火车走。他们为我邀请的工作助手留了座位。我们的旅行将会非常舒适的。这种机会不会再有。我知道您不会信口开河,不会改变您拒绝跟我们走的打算。您是个不轻易改变决定的人,这我知道。可您还得为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改变您的决定。您听见了,没有您她不走。跟我们一起走吧,即使不到海参成,到尤里亚金也行呀。到了那儿再说。这样就得赶快动身。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带来一个人,我自己驾不好雪橇。我这辆无座雪橇装不下五个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桑杰维亚托夫的马在您这儿,您刚才说用它拉过劈柴。它还没卸下来吧!”

“木,我把马卸了。”

“那就赶快再套上。我的马车夫会帮您的忙。不过,算了。让您的雪橇见鬼去吧。咱们一起对付着坐我的雪橇。您可得快点。带上手头必不可少的东西。房子不锁算了。得拯救小孩生命,而木是替房子去配钥匙。”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您跟我说话的口气仿佛我答应跟您走了。你们走你们的吧,如果拉拉这样想走的话。你们用不着担心房子。我留下,你们走后我把它打扫干净,安上领。”

“你说的是什么呀,尤拉?你明摆着胡说八道。你自己也不相信你所说的话。什么‘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决定了的话’?你心里明明非常清楚,你不一起走的话,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可能作出任何决定。那又何必说这种话呢:‘我打扫房子,剩下的一切都归我管。”’“这么说您毫不动摇了。那我对您有另外一个请求。如果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不在意的话,我想单独同您说两句话。”

“可以。如果如此必要的话,请上厨房里去吧。你不反对吧,拉里莎?”

“斯特列利尼科夫被捕了,判处极刑,判决已执行。”

“太可怕了。难道是真的吗?”

“我是这样听人说的,并且相信是真的。”

“别告诉拉拉。她听了会发疯的。”

“那当然。因此,我才把您叫到另一间屋子里来。枪毙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她和女儿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帮助我拯救她们吧。您断然拒绝同我们一起走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当然如此。”

“可是没有您她不走。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我要求您从另一个方面帮助我。您假惺惺地在话里表露出准备让步,装出您可以说服的样子。我无法想象你们分别的情景。不论在当地还是在尤里亚金车站,如果您真去送我们的话。必须让她相信您也走。如果不马上同我们一起走,那就过一段时间,等我再为您提供新的机会,您答应利用那次机会。您一定要向她发个假誓。但对我来说并不是空话。我以人格向您担保,只要您一表示离开的愿望,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您从这里弄到我们那儿去,然后再把您送到您想去的地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必须相信您给我们送行。您必须让她绝对相信这一点。比如您假装跑去套马,劝我们马上离开,不必等您套好马,然后您在路上赶上我们。”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被枪决的消息使我震惊,我无法平静下来。我听您的话很费劲儿。但我同意您的看法。按照现今的逻辑,镇压了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卡佳便有生命危险。我们两人当中必定有人被捕,反正我们仍然得分开。倒不如让您把我们分开好。您把她带走,越远越好,带到天涯海角。现在,我对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切都照您的意思办。我大概支撑不住了,得抛弃自己的骄傲和自尊,顺从地匍匐到您的脚前,从您的手中接受她、生命和通向自己家人的海路——自己的生路。但让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分析一下。您告诉我的消息使我太吃惊了。我被痛苦所压倒,它夺去我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如果屈从您,我会犯一个命中注定无法弥补的错误,为此而一生担惊受怕,但在痛苦使我的神智渐渐衰弱和模糊的时刻,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机械地附和您,盲目而懦弱地服从您。好吧,我做出准备走的样子,为了她的幸福,向她宣称我去套马,追赶你们,可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只剩下一点小事了。你们怎么走呢,天马上就黑了?道路穿过树林,到处都是狠,您当心点!”

“我知道。我带着猎枪和手枪呢。您不用担心。我还顺便带了点酒精,以备天太冷的时候喝。我带了不少,您要不要留一点?”

“我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我把她送走了,舍弃了,让步了。跑着去追他们,赶上他们,把她接回来。拉拉!拉拉!

“她听不见。风朝相反的方向刮。他们大概大声说话呢。她有一切理由快乐和平静。她受了骗,不知道自己处于何等的迷怅中。

“这大概是她的想法。她这样想:一切都办得再好不过,完全合她的心意。她的尤罗奇卡,幻想家和固执的人,感谢造物主,终于软了下来,同她一起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到比他们聪明的人那儿去,生活在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下。万一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坚持到底,明天固执地不肯上他们的火车,那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也会派另一辆车来接他,不久就会开到他们那儿去。

“他现在当然已经在马厩里,着急和激动得双手发抖,笨手笨脚地套雪橇,马上在他们后面飞快地赶来,在田野上他们尚未进入树林之前便能赶上他们。

“她大概正是这样想的。他们甚至没好好告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只挥了挥手便转过身去,拼命吞下堵住喉咙的痛苦,好像被一块苹果噎住了。”

医生一只肩膀上披着皮袄站在台阶上。没被皮袄的那只手使劲摄门廊下面的花纹柱颈,好像要把它掐死。他全神贯注于旷野中远方的一个小黑点上。那儿的道路爬上一段山坡,在几株单独生长的白杨树中间显露出来。这一刻斜阳的余晖正落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刚刚隐没在凹地中的飞驰的雪橇马上就要出现在这块阳光照耀的空地上了。

“永别了,永别了!”医生在雪橇出现之前无声地、麻木地重复着,把这些微微颤抖的声音从胸中挤到傍晚的严寒空气中。“永别啦,我永远失去的唯一的爱人!”

“他们出现了!他们出现了!”当雪橇从凹地飞也似的驶出,绕过一棵棵白杨树,开始放慢速度,令人高兴地停在最后一棵白杨树旁的时候,他发白的嘴唇冷漠而急切地说。

嗅,他的心跳得多厉害,跳得多厉害,两条腿发软。他激动得要命,浑身软得像从肩上滑下来的毡面皮袄!“嗅,上帝,你仿佛要把她送回到我的身旁?那儿出了什么事?那儿在干什么,在那遥远的落日的水平线上?该当如何解释?他们干吗停在那儿?不,完了,他们又向前奔驰了。她大概请求停一下,再次向他们住过的房子看上一眼,向它告别。也许她想弄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是否已经出发,正飞快地追赶他们?走了,走了。

“如果来得及,如果太阳不比平时落山早(在黑暗中他看不清他们),他们还会闪现一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在峡谷那一边的空地上,前天夜里狼呆过的地方。”

而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来到了。维紫色的太阳又一次显现在雪堆的蓝色线条上。雪贪婪地吮吸太阳洒在它上面的凤梨色的光辉。瞧,他们出现了,飞驰而过。“永别了,拉拉,来世再见面吧,永别了,我的美人,永别了,我的无穷无尽的永恒的欢乐。”现在他们消失了。“我这一生永远、永远、永远也见不到你啦。”

这时天已黑了。晚霞洒在雪地上的紫红色光点倏然褪色,黯然消失。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暮震中,颜色越来越淡。在淡紫色的、仿佛突然暗淡下来的天空中用手描绘出的大路上白杨树镶了花边的清晰轮廓,同灰漾漾的薄雾融合在一起。

心灵的悲伤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感觉变得异常敏感。他捕捉周围的一切比过去清晰百倍。周围的一切都具有罕见的独一无二的特征,连空气也包括在内。冬天的夜晚,像一位同情一切的证人,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仿佛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黄昏,而今天头一次,为了安慰陷入孤独的人才变黑了似的。环绕着山峦的背对着地平线的树林,仿佛不仅作为这一地带的景致生长在那里,而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地里长出来安置在山峦上的。

医生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想对照在他身上的晚霞说:“谢谢。用不着照我。”

他继续站在台阶上,脸对着关上的门,与世界隔绝了。“我的明亮的太阳落山了。”他心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他无力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吐出来,因为喉头抽搐,一阵阵发疼,使它们时刻中断。

他走进屋子,心里开始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白:对自己本人的枯燥的、虚假的事务性的独白和对拉拉的冗长的、漫无边际的独白。他是这样想的:“现在上莫斯科去。第一件事是活下去。不要失眠。不要躺下睡觉。夜里写作到头脑发昏,直到疲倦得不省人事。还有件事。马上生好卧室里的炉子,别冻死在今天夜里。”

可是,他另外又对自己说:“我永生永世忘不了的迷人的人儿。只要我的肘弯还记着你,只要你还在我怀中和我的唇上。我就同你在一起。我将在值得流传的诗篇中哭尽思念你的眼泪。我要在温柔的、温柔的、令人隐隐发疼的悲伤的描绘中记下对你的回忆。我留在这儿直到写完它们为止。我将把你的面容描绘在纸上,就像掀起狂涛的风暴过后,溅得比什么都有力、比什么都远的海浪留在沙滩上的痕迹。大海弯曲的曲线把浮石、软木、贝壳、水草以及一切它能从海底卷起的最轻的和最无分量的东西抛到岸上。这是无穷尽地伸向远方的汹涌澎湃海浪的海岸线。生活的风暴就是这样把你冲到我身边,我的骄傲。我将这样描绘你。”

他走进屋里,锁上门,脱下皮袄。当他走进拉拉早上细心打扫过、匆忙离开时又都翻乱的房间,看见翻乱的床铺、乱堆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东西的时候,他像小孩一样跪在床前,胸口紧贴着坚硬的床沿,把脸埋在垂下来的羽毛褥子里,像孩子似的尽情哭起来。但他哭的时间并不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站起来,急忙擦掉眼泪,用惊奇的、心不在焉的疲惫眼光把周围打量了一遍,拿出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瓶,打开瓶塞,倒了丰杯酒精,掺了水,又加了点雪,有如他刚刚流过的、无法慰藉的眼泪,开始急煎煎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这种混合物来,并且喝得津津有味。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上发生了古怪的变化。他渐渐丧失了理智。他还从未有过这种古怪的生活。他不订扫房间,不再关心自己的饮食,把黑夜变成白天。自从拉拉走后他已经忘记了计算时间。

他喝掺水的酒精,写献给她的作品。但他的诗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他的不断涂改和换词,同真正的原型,同银卡佳一起正在旅途中行驶的卡坚卡的活生生的妈妈,相去越来越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做的这些删改,出于表达准确和有力的考虑,但它们也符合内心克制的暗示,这暗示不允许他过分坦率地披露个人的感受和并非臆造的过去,唯恐伤害或冒犯同他写出的和感受的一切直接有关的人们。这样,血肉相关的热气腾腾的和尚未冷却的东西便从诗中排除了,而代替淌血和致病的是平静之后的广阔,而这种广阔把个别的情形提高到大家都熟悉的空泛的感受上去了。他并未追求过这个目的,但这种广阔,自动而来,像行驶中的拉拉从路上向他致以慰问,像她遥远的致意,像她在梦中的出现或者像她的手触到他的额头。他喜欢诗中的这种使人精神高尚的印痕。

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与自己各个时期有关的各种事物,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涂沫的东西加了一遍工。像他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

他又想到,对历史,即所谓历史的进程,他与习以为常的看法完全木同。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高人云霄,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植物的运动比动物的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

托尔斯泰否定过拿破仑、统治者和统帅们所起的创始者的作用,但他没有把这种看法贯彻始终。他想的正是这些,但未能清楚地说出来。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他在痛哭拉拉的时候也为很久之前在梅留泽耶沃度过的夏天哭泣。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

他在删改各式各样旧作时,又重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而美是掌握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具有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这些想法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幸福,那种悲剧性的和充满眼泪的幸福,他的头因之而疲倦和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看过他。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告诉他安季波娃带着女儿同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经过。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手摇车来的。他责骂医生没把马照料好,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宽限三四天。他答应三四天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带他永远离开瓦雷金诺。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会忽然极为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涌起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在童年的时候,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啥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如此习惯于拉拉、听熟了她的声音的听觉现在有时竟会欺骗他。他有时产生幻觉,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

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别的幻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子下面有龙穴,马上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被火光照亮,啪地响了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奇怪的是,发生了这种不平常的事之后,不到一分钟医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这就是那夜之后一天所发生的事。医生终于听从了理智的声音。他对自己说,如果打定主意一定要弄死自己,他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有效而痛苦更少的办法。他暗自发誓,只要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来接他,他马上就离开这里。

黄昏前,天还很亮的时候,他听见有人踏雪的咯吱咯吱声。有人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朝住宅走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定坐雪橇来。荒芜的瓦雷金诺没有过路的人。“找我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确定。“传唤我回城里。要不就是来逮捕我。但他们用什么把我带走呢?他们必定是两个人。这是米库利钦,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他觉得他从脚步声认出了来的客人是谁,便高兴起来。暂时还是谜的那个人,停在扯掉插销的门旁,因为没在门上找到他所熟悉的锁,但马上又迈着自信的步子向前走来,用熟悉的动作,像主人似的打开路旁的大门,走了进来,又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那人做出这些古怪动作的时候,医生正背对着门口坐在桌前。当他从桌前站起来,转过身去迎接陌生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门槛上,呆住了。

“您找谁?”医生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意义;当没有听到回答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不感到惊奇。

进来的人身体强壮,体格匀称,面容英俊,身着皮上衣和皮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暖和的羊皮靴,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

让医生惊讶的只是他出现的那一刹那,而不是他的到来。屋里找到的东西和其他的迹象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这次会面的准备。显然,屋里储备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人的。医生觉得他的外表很熟,在哪儿见过。来访者好像对于房子里有人也有准备。房子里有人居住并不使他感到特别惊讶。也许他也认识医生。

“这是谁?这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拼命回想。“生啊,我究竟在哪儿见过他呢?这可能吗?记不清哪一年的一个炎热的五月早上。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经谈了很久,整整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国人才会这样谈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浪中碰见一个流浪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越清楚地认出了他说的男孩子。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对了。”

“那他说的游击队要枪毙他们的话是真的。他一点都没胡编。”

“这个男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爱母亲爱到极点。他的父亲被人当作人质绑走后便无消息了。他得知母亲被关进监狱,命运将同父亲一样,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搭救母亲。他到县非常委员会自首,并愿意为他fIJ效劳。他们答应免除他的一切罪行,代价是必须供出重要的罪犯。他便指出我藏身的处所。幸亏我防备他叛变,及时躲开了。

“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干百次的冒险,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这儿的人都非常熟悉我,最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我,料想我没那么大的胆量。确实,我在附近一家空房子里躲避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寻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地盯上了我。您听着,天快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刻!临近了,因为我早就失眠了。您知道这多么痛苦。要是您没点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好的硬脂蜡烛啊,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咱们再谈一会儿吧。咱们一直谈到您挺不住为止,咱们就奢侈一点,点着蜡烛谈一整夜。”

“蜡烛都在。我只打开了一盒。我点的是在这儿找到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过的?算啦,我问的是傻话。您用土豆充饥。我知道”

“是的。这儿土豆有的是。房主有经验,善于储备,知道怎样把土豆埋好。它们在地窖里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谈起革命来。

“这对您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您无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对劳动者的凌辱,对女人的凌辱。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的欢笑和无耻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玩笑或轻蔑的怒容摆脱开被掠夺一空的、被欺凌和被诱骗的人的诉怨和眼泪。一群登峰造极的寄生虫,他们所得意的仅仅是从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向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什么。

“可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欺侮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我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如果您还珍惜生命的话,赶快离开这里。搜捕我的圈子正在缩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牵连到您,咱们谈话的这个事实已经把您牵进我的案子里去了。此外,这儿狼很多,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打跑了。”

“啊,原来是您开的枪?”

“是我。您自然听见了?当时我上另一个躲藏的处所去,但没走到之前,根据各种迹象断定,那里已经暴露,那儿的人大概都被打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长,住一夜明天早上就离开。好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

“难道只有莫斯科,只有俄国才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才有带姑娘乘马车飞驰而过的歪戴着帽子、穿着套带长裤的花花公子?街道,夜晚的街道,~个世纪以来的夜晚的街道,骏马,花花公子,到处都有。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和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

“啊,她是女孩子、中学女生的时候多么可爱!您根本无法想象。她经常到她同学住的院子里去,那儿住满了布列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先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今尤里亚金军事法庭的成员,那时是车站地段的养路领工员。我常到那个院子去,在那儿遇见过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您同意吧,这并非小事。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这本应是与生俱有的,并应享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说法太妙了。我那时也见过她,正像您所描绘的那样。中学生的形象同不是儿童的某种神秘的女主角结合在一起了。她在墙上移动的影子是警觉自卫的影子。我见到她时她就是那样的。我记得她那时的样子。您形容得极为出色。”

“您见过并且还记得?可您为此做了什么?”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国侨民,所有见诸行动或不见诸行动的企图谋杀沙皇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运动,欧洲议会和大学里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

“俄国木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可我干吗对您说这些呢?这一切对您来说不过是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没有意义的音响而已。

“为了这个女孩子找上了大学,又为了她当了教师,到我那时从未听说过的这个尤里亚金去任教。我贪婪地读了一大堆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以便她一旦需要我帮助时,便能对她有益,出现在她身边。我去打仗,以便在三年夫妻生活后重新占有她的心,而后来,战后,从俘虏中逃回来后,我利用人们认为我已经被打死的讹传,改换名字,全心投身到革命中,以便为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而她们,她和女儿就在附近,就在这里!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们跟前,看见她们的愿望啊!但我想把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现在只要能再见她们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

“我知道她对您是何等珍贵。但对不起,您知道她爱您爱得多么深吗?”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说,您是否知道您对她珍贵到何等程度,您是世界上她最亲的人?”

“您根据什么这么说?”

“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对您说的?”

“是的。”

“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请求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如果这不显得轻率的话,如果这在允许的范围内,请您尽可能地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非常愿意。她把您称为人的典范,她,还未见过一个同您一样的人,唯一真诚到顶点的人。她说,如果在世界的尽头再次闪现出她和您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她不论从什么地方,哪怕从天边爬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请原谅。如果这不涉及某些对您来说不可涉及的事的话,请您回想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些话?”

“她打扫这间房子的时候、然后到院子里抖地毯的时候。”

“对不起,哪一张?这儿有两张。”

“那张大点的。”

“她一个人拿不动。您帮她拿了吧?”

“是的”

“你们俩各抓住地毯的一头,她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像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眼睛哈哈大笑?我说得不对吗?我多么熟悉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往一块靠拢,先把笨重的地毯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她还一边说笑话,做出各种怪样。我说得不对吗?说得不对吗?”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走向不同的窗口,向不同的方向张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前,抓住他的手,把它们按在自己胸上,继续像先前那样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对不起,我明白,我触到你隐藏在心中最珍贵的角落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详细地问您呢。千万别走开。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自己很快就走。请您想想,六年的别离,六年难以想象的忍耐。但我觉得自己并未赢得全部自由。于是我想先赢得它,那时我便全部属于她们,我的双手便解开了。但是我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住。您是她亲近的人。也许您有朝一日还能见到她。不,我在请求什么呢?这是发疯。他们将把我抓住,不让我分辩,马上朝我扑过来,又喊又骂地堵住我的嘴。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干吗?”

他终于睡了个好觉。许久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一躺下便睡着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留在他那儿过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他安顿在隔壁的房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夜里醒了,翻个身,把滑到地板上的被子拉好,在这短暂的时刻,他感到了酣睡的舒畅,马上又香甜地睡着了。后半夜他开始做短梦,梦见的都是他童年时的事,一会儿梦见这个,一会儿又梦见那个,清晰,有很多细节,真不像做梦。

比如,梦见墙上挂着一幅她母亲画的意大利海滨水彩画,绳子突然断了,掉在地板上,摔碎玻璃的声音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大概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姓斯特列利尼科夫,像酒神所说的那样,又在舒契玛吓唬狼了。不,别瞎说了。明明是画框子从墙上掉下来。它掉在地板上,玻璃摔碎了。他确信不疑之后又回到梦中。

他醒来后感到头疼,因为睡得时间太长了。他没马上明白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世界。

他突然想起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在我这儿过夜呢。已经晚了。该穿衣服了。他大概已经起来,要是还没起来,就叫醒他,煮咖啡,一块喝咖啡。”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没有任何回答。“还睡呢。睡得可真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走进隔壁的房间,桌上放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皮军帽,可他本人却不在屋里。“大概散步去了,”医生想道,“连帽子都不戴。锻炼身体呢。今天应当结束在瓦雷金诺的生活了,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头了。天天早上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好炉子,提起水桶到井边打水。离台阶几步远的地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横躺在路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

结局

只能讲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了。这段时间他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迫退,渐渐丧失医生的知识和熟练技巧,也逐渐失掉写作的才能。有一个短时期,他从抑郁和颓丧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振作精神,恢复先前的活力,但不久热情便消失了,他又陷入对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木关心的状态中。这些年他早就有的心脏病发展得很严重,其实他生前就诊断出自己有心脏病,但却不知道它的严重程度。

他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的时候回到莫斯科,这是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他比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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